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25）“闪击延安”的阴谋（1）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军事会议上讲:“现在不发动反共战争。”他是讲“现在不发动”，并没有说将来也不发动。

当时，蒋介石与胡宗南需要实施“西进”战略，集中精力解决新疆问题，顾不上发动反共高潮。

但胡认为：中央军开入甘宁青之后，就可以彻底完成包围陕北的部署，而新疆问题解决之后，就切断了共产党的国际联络线。因此，西进是与反共联系在一起的。

为了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军事部署，胡宗南需要摸清延安、边区及山西地区中共军队的部署情况，除特务头子刘大军、刘庆曾加紧活动以外，胡宗南决定派胡公冕前往延安公干。

胡公冕是中共党员，在黄埔及东征时期，当过胡宗南的上司，而且还提携过他。大革命失败后，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一度被国民党以反蒋罪逮捕关押，经邵力子等人力保获释。

胡公冕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抗战前期，胡公冕受胡宗南的礼遇和关照，在甘肃平凉、临洮、岷县等地任专员，因受到反共顽固派谷正伦的排挤，他辞职到西安赋闲，被胡任命为第34集团军参议。

1943 年初，胡宗南向胡公冕提出，要他去延安访问并建立联络机关，胡公冕觉得：只要同行人员由自己挑选，就不会上胡的当。并以此作为去延安的条件，向胡宗南提了出来,“当时他答应了”。

于是，胡公冕便挑选了曾当过他的秘书的程海寰、曾在他手下当过科员的唐治平、中共地下党员林壮志等几个可靠的熟人同去。

可是，就在胡公冕临行之前，胡宗南突然通知胡公冕，说侯声也和他同去，并要他也去太行山区走走。

侯声是国民党特务，曾任特务团团长，当时是预备第 8 师副师长，他可以从特务的角度，实地了解延安的情况，同时也监视胡公冕的行动，

胡公冕见胡宗南说话不算数，当即说:“你既食言,我也不去了。”但胡宗南仍坚持要他去，说电报已经打出去了。

胡公冕到延安还另有想法，准备向中央汇报情况的，当然不愿带一个特务同行，但胡宗南早就想到这一点，临时通知胡公冕有侯声同行，造成既成事实，迫胡公冕接受安排。

于是，胡公冕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商量，八办的同志说：你去好了，侯声去亦无碍，你到延安时把这情况讲一讲。

3 月 30 日,胡宗南找胡公冕、侯声谈话、做指示，熊向晖在场做记录。他指示：到延安后，在人事上以胡公易作主持，侯声作为声援，带的人越少越好，以免泄密。第一，要考察延安经济为何能自给自足？第二，要考察文化如何配合军事?第三，在军事上有什么新的方法和新的人物？第四，教育的素质？第五，如可能，了解关中、河南、甘肃共产党的组织情况；第六，要着重联络共产党的上层人物，特别是要多了解彭德怀的情况。

同时，在延安不宜多停留，大部分时间应注重放在河东、晋西北、晋东南与河北。

到了延安，胡公冕把以上情况报告了叶剑英和李富春，并谈到如何能使胡宗南拆除封锁线和加强抗日等问题。毛泽东也接见了胡公冕。

接见时，毛批示胡公冕可以设法去重庆直接见蒋介石，说明两党团结抗日的重要和利害关系，并让国民党大可以放心把主力开到抗日前，,延安是不会打出来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与李富春、叶剑英等具体商谈之后，连电报也没有打，就直接返回西安，准备设法去重庆见蒋。

胡宗南见胡公冤一个月还不到就回来了，又没有去太行山区，没有达到他的目的，非常不高兴，便没让他去重庆。

1943年，国际发生了巨大变化，1月，罗斯福、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决定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在北非的盟国军队，并讨论迫使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的计划。

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苏联红军消灭德军精锐 33 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至此，同盟国开始转入反攻阶段。

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本继中途岛失败后，在持续半年的瓜岛作战中，进一步遭受惨败，已完全丧失战略主动权。

在中国战场，1943年上半年，八路军华北各敌后根据地发动的反“蚕食”、太行山区八路军发动的反“扫荡”、新四军华中各部队及苏浙根据地开展的反“清乡”斗争等，都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队在滇西战场、鄂中战场、鄂西战场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同时，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虎队在赣、湘、粤、滇等地的空战中击落日机49架，日军的空中绝对优势开始丧失。

因此，国民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有了基本判断，认为打败日本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在敌后解决中共武装。

为了发动新一轮反共高潮，蒋在舆论上也进行了精心准备， 3月份，他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国家中心论”，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军阀”,攻击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割据”，扬言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内政问题。

随后，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胡宗南指挥的 3 个集团军，除第 34 集团军担负自潼关至宜川的黄河防务外，驻三原的第 37 集团军、驻平凉的第 38 集团，对“陕北地区”和囊形地区“作攻势防御”。

“囊形地带”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涵盖淳化、桐邑、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的一个重点。

陕甘宁边区地图 图片来自网络

早在 1939 年，蒋介石就曾下令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以它们不属于行政院划定的陕甘宁边区管辖范围为借口，进攻关中分区。

抗战初期国共谈判，中共向国民党要求国民党承认陕甘学边区 18个县。《周恩来年谱》1937 年7月 18 日记载:

“将所拟关于谈判的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 3 人中择1 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 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

《周恩来年谱》在“所辖 18 县”下作注:“18 县包括陕西境内的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枸邑;甘肃境内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宁夏境内的盐池。”

《中华民国大事记》1937 年 12 月 20 日记载:“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与陈立夫就国共关系进行商谈。

陈立夫表示，同意中共方面关于进一步调整两党关系和制定共同纲领的主张。陈绍禹与周恩来开始准备起草共同纲领、对时局宣言以及边区问题的协议条款。

中共提出关于边区的意见：(一)边区范围定为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洛川、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枸邑(今甸邑)、宁县、正宁、镇原、固原、海原、靖远、盐池、环县、庆阳、合水 23 县。……”

《毛泽东年谱》对边区的区划问题,也有记载。在 1939 年 9 月 24 日条下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这是在 1936 年西安事变时以及 1937 年的春天和夏天，蒋介石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的面亲口承认了的。1937 年的冬天，又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到现在还没有发表。”

这说明，当时边区的范围是蒋介石同意的，国民党政府也是批准了的，先是 18个县，后来变成 23 个县，但都是只在口头同意和内部会议通过，一直没有书面发表。

边区的 23个县，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东南部各一部分地方。北起府谷、横山，南达淳化、枸邑，西至固原、预旺,东临黄河。东西长 800 里，南北宽900 里，面积近 13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200 万。

中共方面坚持边区政府管辖的范围是 23 县，国民党方面只承认18 个县，不承认 23 个县，因此，这个摩擦从 1939年开始，一直不断。

关于边区政府的区划问题，国共方面后来有过多次谈判。1940 年7月 16日，国民党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其中第一项即“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同意包括 18 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

9 月初，周恩来将复案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要求将边区“现在所辖的区域”划为陕北行政区，国共双方对这两个方案一直没有谈出个结果。

不过，，胡宗南一直想把“囊形地带”拿下来，因为这个地带太重要了。

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国民党调集重兵包围边区，在边区的北、西、南三面，摆了 19 个步兵军、2 个骑兵军、3 个保安旅、17 个保安队，总共 40 万兵力。

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布置的封锁线，东沿黄河，南至洛川，东西之线亘黄陵、宜君、同官(今铜川)、耀县、淳化、枸邑至正宁。

从宜君到正宁，本是一条东西平行的直线，但是，由于有了关中分区这5座县城，却要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梅邑，再到甘肃的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这就绕了一个大圈子，向南形成的一个囊形。

蒋介石、朱绍良、胡宗南都认为，此地一是便于中共武装进出封锁线南端，向南可进逼西安，向东可切断咸(阳)榆(林)公路，向西可切断西(安)兰(州)公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重要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二是便于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和胡宗南军队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是使胡宗南军队增加约 300 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不敢转用于其他地区。

蒋、胡认为：解决中共问题，首在解决边区问题；解决边区问题，首在解决“囊形地带”。

所以，蒋介石、朱绍良下达《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指令胡宗南所部的突击方向，就是对“囊形地带”“作攻势防御”。

5 月初，胡宗南开始进行军事调动。5 月 11 日，胡下令第 90 军、第 53 军由河防前线韩城开抵陕北洛川。13 日，第 1 军第 67 师亦撤离河防，由大荔开到邠县，形成闪击关中分区之势。

胡宗南呈报蒋的作战计划是：对边区作战，决先收复“囊形地带”,对“囊形地带”使用兵力，除现任碉堡部队外，另以 3 师为攻击部队，先夺马栏镇，再向北进,闭锁囊口。

陕西同官县城（今印台区）旧照

预期主攻在宜君、同官之间，攻击开始时间，预定 7 月勘日(即 28 日)并预定一星期完结战局。

蒋对这个作战计划也有批示，要求“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匿，毋得声张”。

蒋介石、胡宗南都是把占领“囊形地带”,作为向边区发动进攻的第一步。这时候，蒋得到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作战意图发生了变化，决定不再零打碎敲，而是乘此良机，占领“囊形地带”后，立即闪击延安，直捣中共首府，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

1943 年 5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出《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书》,内称：以各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业已成熟，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向各国共产党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 月 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知中共中央的决定，并要求将中央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电周恩来:“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

5 月 22 日，莫斯科向全世界发布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很快引起国民党的高度关注。

5 月 26 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党将在 3 天内就共产国际解散事发表宣言，要我交出军权和政权。估计国民党对边区的挑衅有扩大可能，建议中央立即发表决定,“以免国民党抢先”。

5 月 27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第三国际解散后国民党的对共政策，有的主张解散共产党，允许共产党员个别参加国民党组织；有的主张统一军令政令后，承认共产党。

会上发言盈庭，莫衷一是，最后决定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一个小组会议讨论对策，国内形势开始紧张起来。